在比较文学视角下的丝路文学记忆
2018-12-15 | 作者:刘小晨,刘介民  | 来源:学术堂


摘要:在特殊文化时空开展中外各种文学的交流和融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课题。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是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 而且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 陶瓷等为主要的出口物品。丝绸之路更是一条经过陆路和海路到达西方的丝路文学之路。丝路文学产生于辉煌的丝绸之路, 丝绸路上的古今文学记忆, 让我们欣赏到充满鲜活生命的人文景观。丝路文学与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密切相关, 都具有与希腊、印度相似的文学元素。体现了丝路文学的辉煌与比较文学性质。可以从比较文学视角探讨丝绸之路的文学记忆:丝路文学的比较文学视野, 丝绸路上的古今文学记忆,丝路文学的民族交流融合。

关键词:丝路文学; 比较文学视角; 文学记忆;

Abstract:It is the subjec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to carry out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n special cultural space and time. The silk road, the gateway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s a general term for all the channel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silk road not only transported silk, but also served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exports and imports of such products as china, sugar, hardware, spices, medicine, jewelry and ceramics. It is also a road linking the literatur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silk road literature originated from the glorious silk roa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ry memory on the silk road enables us to enjoy the cultural landscape filled with fresh life. The literature of silk roa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and all has literary elements similar to that of Greece and India, which reflects its brilliant and comparative character. We are to explore the literature memory of the silk road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memory on the road,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on the road.

Keyword:literature of silk road;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iterary memory and communication;

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把“丝路”和“文学”直接组合在一起产生所谓“丝路文学”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如果将丝绸之路看作一条玉线, 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等国就是被串起来的珍珠, 文学则在这些珍珠上散发出熠熠光辉。丝路文学是丝绸之路开创精神的不朽史诗, 是欧亚大陆文学记忆的桥梁。考证丝路文学的发生、发展、成熟, 以及各民族丝路文学的记忆, 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要从宏观方面, 不断探索的文化视野, 寻觅有关丝路文学的史料;二是要从微观方面, 继续考察丝路文学的历史沿革、阐发民族之间的影响和关系。

一、丝路文学的比较文学视野

(一) 内涵和定位

对丝绸之路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在通商和文化交流的往还之路上, “丝路文学”概念的提出, 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视角。何谓“丝路文学”? (1) 丝路文学至少有两种含义, 一是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 二是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我们认为将两种含义都包括在里面比较合适。虽然将目前包罗万象的丝路文学缩小了, 但它的内涵更为充实, 外延也更为清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 范围广泛, 题材万千。丝路文学交流不仅是丝路题材文学的交流, 也泛指丝绸之路地域文学的交流, 是从文学的维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辐射和延伸。“丝路文学”应当包含两个维度, 一个是空间的维度, 另一个是时间的维度。从空间维度来说,在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至终点意大利罗马的沿途空间里, 分布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文学创作及文学传播活动, 都属“丝路文学”的范畴。

比较文学是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如曹雪芹《红楼梦》和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两位伟大的文学大师, 两部不同凡响、不落窠臼的史诗的比较。所谓“自见者不明” (《老子·24章》) , 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 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文学的“跨文化思维”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要从“超越一种文学”, “超越一个民族”, “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面临的学术问题。比较文学的学理内容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 比较文学要做“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研究, 进行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 进行双向阐释, 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丝绸之路上形成的丝路文学正是多国家、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比较文学研究课题。

丝绸之路形成后, 东西方文化交流首先是宗教。汉唐许多西方宗教派别从陆路传到中国, 先是东汉末年的佛教, 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国。唐代又有景教、明教、犹太教等东来长安。东方教会自其核心地带———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广泛传播到亚洲各地。马可·波罗曾记述, 元代时北京、大同、扬州、杭州、镇江、温州、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1]。明教即摩尼教, 波斯摩尼教宣扬光明与黑暗为善恶的本源, 光明最终能战胜黑暗。犹太教 (Judaism) 是世界三大一神信仰 (天启宗教) 中最早而且最古老的宗教, 也是犹太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信仰。16世纪利玛窦开始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教, 各种西来宗教都在中国生根立足, 是比较研究的对象。丝绸之路又成为最大的民族融合地带, 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五代宋的回鹘, 都与汉文化融合到了一起。唐代西域乐舞涌入中原, 天竺、安国、康国、疏勒、龟兹等国乐舞都在唐朝宫廷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佛曲的东传以及梵剧的东进, 促进了中国戏曲在五代、宋朝时期的成熟。

(二) 比较和差异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 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 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 刻画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乔万尼·薄伽丘所著的《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 是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巨大社会价值的文学作品。意大利近代著名评论家桑克提斯 (De Sanctis, 1817-1883) 曾把《十日谈》与但丁的《神曲》并列, 称之为“人曲”。 (1) 《红楼梦》与《十日谈》在14-17世纪的欧洲和中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十日谈》和《红楼梦》有可比性:《十日谈》揭露了封建教会的虚伪和腐朽, 露骨谈性, 有纵欲主义之嫌;《红楼梦》隐晦说情, 重在“意淫”。《红楼梦》描绘了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 对封建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两部作品中, 女性的处境不同, 但实质都是昭示当时东西方女性的低下地位。

再看中国民间故事与《一千零一夜》。著名的“阿拉丁神灯”[2]故事是我们非常熟知的, 但恐怕很少人知道, 在原著中阿拉丁是中国人。他不但从小生活在中国京城中, 而且后来娶的也是中国公主。不过他的一切行为和故事, 却和一个中东的穆斯林无异:找他的修道士是非洲的摩尔人, 而中国皇帝的女儿名叫“白狄鲁勒·补都鲁”。当阿拉丁向公主求婚时, 中国皇帝要求的聘礼为四十个纯金盘子。《驼背的故事》也是“在中国的京城里, 住着一个裁缝……”这个城市里还生活着犹太医生及他的黑人女仆, 以及众多穆斯林。在不同民族的一些故事中, 中国具有伊斯兰世界的风俗特征, 于中国极为遥远[3]。所以故事也多半夹杂着令人难以置信却又似乎顺理成章的神话色彩。既有从“老远的中国”迁徙到中东孤岛的女神, 也有被神王抢去和他成亲的中国公主, 生下一个半神半人的极美女儿。中国有一些神奇的宝物, 如阿拉丁神灯。不过中国物产中给阿拉伯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钢, 即“中国铁”, 这在不少故事中被作为极坚固的金属。另两则是丝绸和茶叶———在巴士拉茶馆里喝茶, 已是很普通的事。比较文学的重要特征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影响和交流, 即跨文化。

(三) 影响和交流

汉唐时期是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融合最活跃的地区。作为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文化品牌, 陇右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 横贯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运河”。边塞诗是许多向往边疆和平、渴望民族团结、反映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繁荣的诗篇。对“阳关”“陇头流水”等词内容的拓展和情感变化, 凝聚着甘肃独特的地域文化的象征性, 凸显边塞诗的文化影响力。一些具有历史意义、文化内涵的产品进行有创意、有深度的挖掘和包装有助于文化的交流。

用文学家的眼光去发现“丝绸之路”的神奇、美丽, 记录下千年丝路文化魅力。“丝绸之路”是中国诸多旅游产品中极具吸引力的一条主题线路。打造“梦想中国·丝绸之路”品牌, 需要丰厚的文化积淀。在古代我们也经常遇到“多民族文学”的比较。《诗经》有十五国风, 凸显的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异, 从《诗经》到《楚辞》, 更清楚地显示文学自古就具有多民族的色彩。在中世纪阿拉伯人《一千零一夜》的印象中, 中国首要的一个特征是极遥远, 在最东方。从陆地来说, 自波斯、信德往东, 提到的就只有中国;从航海来说印度以东, 就是一系列无名的海岛, 唯一在故事中出现的国家就是中国。除了阿拉丁的故事外, 很多人前往中国都是航海去的。穆斯林在前往中国贸易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港口是广州、泉州。中国南部沿海多岛屿, 可为商船停泊之用。在阿拉伯故事里, 中国国王却以一个富裕的群岛主人的形象出现。这似乎证明, 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作品, 无论产生于哪一个民族, 其实都是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产物。

二、丝绸路上的古今文学记忆

历史上, 有两条通往西方的重要之路, 一条是陆上的丝绸之路, 一条是海上的瓷器之路。它们越过崇山峻岭, 跨过大江大海, 把中国的文明传播到了欧洲。但是, 谁也无法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见证, 人们只能通过合理的想象去遥想当年的情形, 唤醒文学的记忆。大漠黄沙、怒海惊涛、驼铃声声、丝路花雨……这一切, 似曾以基因信息留存到了我们的记忆深处, 我们将以何种形式打开那尘封已久的故事?对时代生活的真实感受、对人生的思索、对人性的拷问、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对物欲横流的批判等, 都通过丝路文学表达出来。

(一) 历史记忆

文学记忆最好的例子或许应该是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 “张骞凿空”通西域的记载出自此传。它记载了汉武帝时西域三十六国 (最远处到中亚、西亚, 大宛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 的山川、道路、物产、风俗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以及它们与汉王朝和匈奴的关系。《江格尔》中主人公的活动范围从中国东部的大兴安岭, 一直延伸到巴格达。这种叙事结构与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非常相似。《穆天子传》是西周历史典籍, 记述周穆王事迹, 带有虚构成分的传记作品。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有相似文学元素。《伊利亚特》是盲人诗人作, 是希腊文学作品, 西方文学经典之一。《奥德赛》是古希腊重要史诗。继伊利亚特剧情, 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伊利亚特战争中取得的历险故事。文学记忆的潜在价值是巨大的。

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是广州。广州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门户,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唐宋、明清时期, 丝绸之路异常活跃。中国丝绸遂成为古代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获利最丰的商品, 因为从陆路外传, 有它一定的局限性[4]。

商船到马来西亚、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国, 运去丝绸织物, 换来异国珠宝和奇石怪物等贵重物品。外贸的繁荣离不开中外商人的参与, 无论是祈祷还是答谢南海神是海上交通保护神,“四方之人, 杂居于市井, 轻身射利, 出没波涛之间, 冒不测之险, 死且无悔。” (1) 南海神成为南海航行中不可缺少的神灵。还如怀圣寺光塔、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华林寺、莲花塔、沙面西式建筑等。广州港是面向南海的贸易的中心, 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重要港口。如广东的“南海一号”是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南宋初期古船,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南越王墓银盒是南越王墓陪葬品之一, 来自伊朗波斯帝国的舶来品, 经过最早一批“海上丝绸之路”的运徙, 漂洋过海来到南越国, 得到南越王喜爱, 存于墓穴内伴其长眠。现存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三支桅杆”是指琶洲塔、莲花塔、赤岗塔构成“锁二江”、“束海口”的“珠江三塔”, 以聚“扶舆之气”, 也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三支桅杆”。

(二) 文学景观

文学景观带是一个文学遗产廊道: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如泾川县安定城楼、成县杜甫草堂、麦积山、凉州城、焉支山、祁连山、酒泉、嘉峪关、阳关、玉门关、敦煌等, 都在甘肃境内。而岑参边塞诗所写的轮台、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所写的火焰山、王昌龄等人多次写到的楼兰古城遗址等, 则都在新疆境内。文学景观是人类文化的记忆库: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以及他的《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 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 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 都护在燕然。”用几笔雄健粗放的线条, 勾勒出西北边塞广博深远的壮丽景色, 被人誉为“千古壮观”的绝句。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激发了人们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的想象。从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到陆游的“铁马冰河入梦来”, 从王昌龄“不破楼兰终不还”到岑参的“胡琴琵琶与羌笛”, 不一样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不一样的观赏时间和角度, 都会赋予景观以不同的意义, 因此文学景观的内涵非常丰富。

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 是西域龟兹王族白孝德的后裔。白居易撰写的《楚王白胜迁神碑》、题为白邦翰所撰的《白邦彦墓志》等, 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线索。史学家陈寅恪推测, 白氏与西域之白或帛有关。认为, 白氏祖先是西域龟兹国的王族。因龟兹国境内有白山, 因此汉朝赐其王姓“白”[5]。唐代, 是一个文化上兼容并蓄、灿烂辉煌的时代。白居易的诗作中, 也出现了较多的西域文化元素, 如《胡旋女》[6](1)中对胡旋舞动作和姿态的生动描绘。这些诗篇, 生动反映了来自西域地区的文化在中原流行的情景, 成为今人了解当时文化生态的“标本”之一。白居易作为唐代留存诗歌数量首屈一指的诗人, 其《白氏长庆集》中保留了涉及西域音乐、舞蹈之作至少有50余首。这些作品是唐代音乐吸收西域文化营养的一个缩影。同时, 白居易在元代又反过来影响了西域诗人和诗风, 在历史上扮演了西域与中原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助者的角色。白诗中的西域文化元素值得关注。

文学作品的文学景观还表现在作品中的英雄人物, 是古代人民很好的精神蕴藉和心灵抚慰。被历代人民长期在民间口头流传至今的“江格尔”一词历来解释不一。波斯语释为“世界的征服者”﹔突厥语释为“战胜者”“孤儿”﹔藏语释为“江格莱”的变体﹔蒙古语释为“能者”。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带有魔幻色彩, 表现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的碰撞。还如蒙古族著名作家阿云嘎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 从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一座寺院展开广阔的历史画卷, 思索重大的思想和文化命题。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凭借着自己独特的历史, 丝绸之路背景中的文化格局为比较文学提供了新鲜的研究课题。深厚的底蕴, 光辉的传统, 涌现出了许多对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家。

(三) 新内涵与借鉴

丝绸之路带来各民族语言的交流的新内涵, 是新的贡献。张闻笙的武侠小说《风雪载英雄》塑造了一只苍狼, 表现丝路文化精神对各民族文化的影响, 是一种长期的碰撞与冲突的结果。张贤亮因《绿化树》《灵与肉》等作品, 为中外文坛所熟知。他的《肖尔布拉克》同样是一篇深具意蕴的作品。它以新疆苍茫的天山公路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只身闯荡到西域的内地青年, 在新疆的情感、前程、家庭生活等一系列命运轨迹。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史》使我们感受到那种深沉炽烈的信仰, 纯粹而无畏。他的《黑骏马》描写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的成长历程, 以及他和索米娅的爱情悲剧。浓郁的草原风情, 与厚重的历史意蕴散发出来的丝路文学的美学内涵。丝绸之路是一条开放之路, 在此时代背景下行进的新丝路文学, 必然继续着远古丝路的汉唐气象。新丝路文学, 在整体上是内涵丰厚、有强烈人民性的文学, 是朝气蓬勃、元气充沛的文学。它以深刻的思考、恢弘的气度和健康的审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玉素福·哈斯·哈吉甫有《福乐智慧》, 他精通汉语、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粟特语。如果没有文化交流和借鉴, 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蒋季成的《丝路沧桑》是一部极具知识性、教育性、趣味性、探索性的人文地理著作。《丝路沧桑》作为开拓丝路的主导, 我们有必要重温先辈们的丰功伟绩, 了解丝绸之路的岁月沧桑[7]。丝路文学新内涵:历史长河中的风云人物, 岁月变迁中的沧海桑田, 改朝换代中的史实、史料, 古今传扬的逸闻、传奇, 中西交流中的文化积淀, 破秘解谜中的科学纷争, 断墙残垣中的历史信息, 古城废墟中的文物珍奇, 丝路劫难中的明抢暗盗, 大漠风沙中的芸芸众生, 丝路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沧桑巨变的反思与创新, 等等。除了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有大量的文学景观, 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也有许多。也包括古希腊、巴格达、意大利。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作品, 即使产生在古代中国的领域内, 反映的空间和时间跨度也都很大, 具有世界意义。

三、丝路文学的民族交流融合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丝路文学与丝路文学交流也是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而丝路文学的复兴, 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古丝路在中国境内, 大体涵盖今天的西北地区和西藏。这一地域乃多民族聚居地, 丝绸之路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关系紧密。

(一) 西域与东南亚

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之间文学的影响值得深究。中国古代三大民族史诗———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包含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其实都具有与希腊、印度相似的文学元素。其他的史诗著作, 如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哈萨克族的《阿尔帕米斯》、塔吉克族的《高尔·奥格里》, 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学作品, 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的结果。诞生于公元8世纪左右的《乌古斯传》是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中最著名的一部, 被维族人民习惯地称为《乌古斯汗传说》。最初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是回鹘文本, 是丝路文学的早期典范。长诗反映了古代维吾尔族的生活与斗争、古老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11世纪西域各民族互相交流和学习, 诞生了各民族精神文明的结晶———《福乐智慧》与《突厥语辞典》, 尤其是后者, 收录了大量反映当时人民生活、战斗、爱情的诗歌。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 印度的《摩诃婆罗多》, 都是广义西域的文学佳作。西域与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作品, 曾经在历史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一条连接世界文明的海上大动脉, 是一座沟通东西方商贸与文化往来的重要桥梁, 也是一条和平与发展、友好与包容、开放与繁荣的文明之路。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海上丝路”的经贸交流息息相关, 文化交往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港口最多、航线最广的省份之一, 也是接受海洋文化最直接、最丰富、最充分的地区。再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记忆”, “海上名粤”到“出海古道”。广州———澳门———东南亚航线。印度尼西亚的望加锡 (Macassar) 也是中国丝绸的中转站, 中国的丝货交换檀香木、丁香、钻石。新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一个热点, 而丝路文学交流自然也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历史上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与经济活动, 都是与中国相互交流的。华文界早就开始介绍、翻译中国古代文学。印尼出生的华人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当地人, 比如《三国演义》《今古奇观》《岳飞》等。1875年出版的印尼第一部通俗马来语长篇小说《红蜘蛛》, 讲述一个来自中国的故事。有学者指出, “海丝之路”更贴切的称谓是“海丝心路”, 因为“在文学作品中, 更多夹杂着的是作家本身以及小说人物中的中国情感与南洋本土性的融合与变化的心路历程”。

(二) 多元与交融

“一带一路”东牵亚太经济圈, 西系发达的欧洲经济圈, 被认为是“世界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发达走廊。丝路的魅力, 不仅在于经济的合作, 也在于人心的沟通、历史的对话。古丝路在中国境内, 大体涵盖今天的西北地区和西藏。同时, 丝路地域一些少数民族是跨境民族。形成丝路文学交流, 道路最便捷、多元最有利的也是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丝路地域曾经诞生了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丝路地域还孕育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居素甫·玛玛依、仓央嘉措等文化与文学巨匠, 表现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生活习惯与现代性、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冲突;宏大叙事的民族民间化;底层边缘人物的励志书写, 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长达400多行的长诗《我, 雪豹……》以濒危动物雪豹为主人公, 传达了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和生命意识。而拟人化的雪豹形象又是一种象征和隐喻。蒙古族著名作家阿云嘎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 从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一座寺院展开广阔的历史画卷, 思索重大的思想和文化命题。

民族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多元一体性。多样性意味着差异, 而差异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丝路文学”所蕴含的最突出、最重要的精神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开放”。“丝路文学”也是一个集时空两个维度于一体的存在, 既不存在脱离历史演进轨迹的单一的“多民族多文化的文学空间”, 也不存在抽掉了现实空间坐标的“纯时间性文学演变史”。“丝绸之路文学”的研究视角, 应当是在全面梳理特定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空间节点上的文学及文学活动文献的基础上, 对此间各民族、各宗教、各地区的文学发展规律做整体的把握和观照。

丝路文学是比较文学研究新视角,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 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看, “丝路文学”是文化交流的“润滑剂”和“动力源”。第二, 传统中国文学研究以朝代更替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研究格局, 对于厘清“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 以及中国文学“多元一体”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一带一路”战略的宏大叙事背景下, 比较文学研究正好可以起到柔性的“文化表达”作用, 是体现并落实“文化先行”战略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北京:中国电视出版社, 1992.
  [2]一千零一夜[M].王瑞琴,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3]张安琪.《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国”探源[J].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12) .
  [4]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3.
  [5]张春海, 孙妙凝.白居易系西域龟兹王族后裔[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05-09.
  [6]BOXER C R.Fidalgos no Extremo Oriente, Macau, Fundacao Orente/Museu e Centro de Estudos Maritimos de Macau, 1990:177.
  [7]蒋季成.丝路沧桑[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11:6.

注释
  1 参见张明廉对“丝路文学”及“多民族文学”的思考.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9.7.
  2 De Sanctis.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Decameron”.Hodder&Stoughton Ltd.1976.pp.26-37.De Sanctis的文章就叫作“薄伽丘的人曲”。
  3 [宋]章粢.广州府移学记[M].《永乐大典》卷21984“学”字韵, 引《大德南海志》。
  4 《胡旋女》, 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乐府诗。诗歌用夸张和比喻等手法, 细致地描绘了这个胡旋舞舞者的舞蹈之美。交代了胡旋舞的产地和在中原风行的经过, 以及善舞胡旋舞者如何受到唐玄宗的赞赏和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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