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顺，现供职于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也是中国金融作协会员，陕西金融作协理事及陕西省作协会员。今年五月初，由陕西新华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天顺的长篇历史小说《三秦儒商》，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引起了广大读者对秦商的关注。

日前本报记者与黄天顺就关于历史文学创作的主题做了深入交流。

揭秘秦商

记者：《三秦儒商》的主题内容是什么？

黄天顺：长篇历史小说《三秦儒商》以清末至解放初期的时间为经，以姚氏两代人商业经营为纬，介绍了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演绎了以姚铭义为代表的秦商厚重质直、忠义仁勇和以商事国的秦商精神，完善了秦商个体的传奇记叙，刻画了秦商“身在商贾，志在儒术”的典型特征，拷问了时代变迁中个体何以存在、如何生存等深刻性话题。

记者：这篇作品目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黄天顺：在8月5日举办的西安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录制的《三秦儒商》听书栏目开播仪式暨作品研讨会上陕西知名评论家对小说做了进一步解读。影视编剧、诗人、陕西金融作协主席杨军在研讨会上指出，从金融文学的角度看，《三秦儒商》的问世，有着独特的价值和特殊意义。它在金融文学领域开创了多个“第一”。它不仅是第一部以金融视角描写秦商的小说，也是第一部金融作家写商帮的小说，还是第一部广播连播的金融作家小说。这部作品填补了通过广播系统全面地展示金融作家作品这一空白，为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金融作家开创了新领域。著名文化学者、散文家、陕西散文学协会秘书长史飞翔认为，《三秦儒商》不仅是一部成功的长篇历史小说，更是一部浓缩的陕西近代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记者：保险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您是如何完成这部小说创作的？

黄天顺：保险业平时的工作很繁忙，几乎没有相对完整的时间让一个人去搞创作，尤其是创作长篇小说。我在创作这部小说期间，担任着中国人寿西安分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职务，能码出这部长篇小说，让许多同行感到匪夷所思。我在许多场合都说过，别人是在创作长篇小说，我是在码字，而且码字的时间大都在晚上和周末。在码这部长篇小说的过程中，我基本上都是在凌晨一点以后休息，当然也拒绝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其中的艰辛无法言表。

说起码长篇历史小说《三秦儒商》，最初动机来自两年前一次和省工商联两位老新闻工作者的闲聊。他们得知我是泾阳人之后，很感慨地说：这些年晋商、徽商、浙商等宣传力度很大，影视剧出了不少。要说经商，陕西才是全国商人起根发苗之地，是商人发展的源头和鼻祖。“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其实秦商在商业贸易和安定边疆等方面与晋商、徽商、浙商相比，毫不逊色，在以商事国等方面，甚至超越了其他商帮。明清之际，泾阳是西部商务总汇，经济中心，每年从泾阳输送的银两超过三千万两，占到当时清政府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强（清政府年税收八千万两），他们在繁荣西部经济，保证西部人民正常生活，安定边疆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你能把秦商当年的作为展现出来，既填补了秦商历史的空白，也宣传了家乡，还能让更多人了解秦商，何乐而不为呢？受此启发，我把原打算内退之后开始写长篇小说的想法提前到了从这次谈话后启动，这是外部原因促成创作这部小说的原始动机。

记者：内在原因恐怕也必不可少，都有哪些？

黄天顺：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诗中言道：“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为了撰写好《三秦儒商》，我回到泾阳，通过同学、朋友找文史资料，走访老人核对传说，寻找典籍甄别真伪，半年之后，根据掌握的史料，我觉得不把这些商业奇才的创业历程写出来，确实有些遗憾，这是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个人动机，也就是内在动机。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我最终确定以社树姚家“天增公”号为故事原型，系统描述以泾阳商人为代表的秦商与国家共命运的奋斗历程。

记者：在此次创作中您有哪些心得？

黄天顺：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也让我对陕西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常言道，撰写历史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作者必须是历史学者，否则会出现许多纰漏，贻笑大方。通过挖掘秦商历史资料，我对秦商的发展历程和他们表现出来的厚重质直、忠义仁勇、以商事国的精神感到震撼，在国家遭受苦难之际，秦商受关学文化浸淫，大都慷慨解囊、赈灾捐款，表现出了极强的家国一体精神。在日常商业经营中，秦商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最早提出了“贾道”的概念，并将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基本内涵，表现了极高的经营灵性和职业自觉。受此影响，明清以来，秦商逐渐形成了“厚重质直，忠义仁勇、以商事国、家国一体”和“身在商贾、志在儒术”的秦商精神。写作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我敢断言秦商精神会影响一批人，尤其是在商海中打拼的现代秦商们。

历史视野

记者：您的文学创作选题主要有哪些？

黄天顺：就目前而言，我写作的选题基本上以历史文化散文和长篇小说创作为主。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各方面都涉及。我才疏学浅，更不敢广泛涉猎。能写好这两方面的题材，得到读者的认可足矣。

记者：您创作之前会做哪些准备？

黄天顺：动笔之前，我都会查阅大量资料。写游记性历史文化散文，我会实地考察，查阅史料，去伪存真，力求给读者奉献真实的历史故事和我的感悟。写长篇小说，我也会查阅历史资料，阅读与题材相关的同类作品，熟悉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和人间百态，考察秦商的经营足迹和历史遗存，搜集他们的传说故事，然后确定主线，进行加工。

记者：您在创作《三秦儒商》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黄天顺：我斗胆说一句，任何人在创作中都会遇到难题。以创作《三秦儒商》为例，我就遇到过至少三个困惑。在掌握文史资料的基础上，我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历史资料和小说人物的关系。既然是小说，就不可能全部照搬历史。为了避免写成家族史，我决定按照传统历史小说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做法，我开始第一稿创作。在创作第一稿时，我本着不是为姚家写传记的原则，根据小说中故事发展的需要，虚构了一部分人物。

我碰到的第二个困惑，是在小说第二稿已经完成之后，无意间知道了小说主人公原型姚文青先生的嫡孙姚青郎先生为他祖父出了一本《姚文青文集》，我通过朋友找到此书阅读之后，才发现我的小说中与姚文青先生记述姚家经营情况及他个人有关情况有点偏差。如何处理历史史实和小说人物关系，也让我颇费周折。后来陕西秦商文化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刚教授通读过第二稿之后说：“明清以来的陕西商帮及其经营历史和经验，是陕西商帮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它是属于陕西的，不是属于某一个家族或一个人的。我们有责任将这一历史遗产在更大的范围和深度上发扬光大，留下一份陕西人宋元以后清正的历史创造和博大劲直的浩然正气。”同时他建议我面见姚青郎先生，当面沟通。与姚青郎先生见面的过程很愉快，他对我能把姚文青作为小说原型进行创作，寄予了很高评价和大力支持，对小说中有关细节进行了补充。譬如小说主人公姚铭义和于右任的交往，和吴雨生的关系，尤其是提到成都解放前，姚铭义保护过吴雨生。当时吴雨生作为民国时期有名的国学大师，国民党政府点名让吴雨生去台湾，吴雨生不想去。并且趁看守他的国民党特务不注意的时候，逃到姚铭义家中求救。姚铭义亲历过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冒着极大风险保护了吴雨生，可以说，姚铭义的义举，为大陆留下了一位国学大师。弄清了这些细节，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故事发展就显得比较顺畅。

第三个困惑是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小说评论》主编、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李国平提出来的，当时我无法正面回答，就成了比较大的困惑。李主席提的问题是，姚家在四川经商比较顺利，难道四川当地商人不与秦商竞争吗？为了弄清事情真相，我特意自驾去了一趟四川。川藏之行，也让我真实体验到了陆游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真实含义。经过查阅雅安、泸定、自贡、天全、名山、邛崃等地地方志，才解开了我的疑惑，同时也回答了读者看此书时的疑惑。明末清初，四川连续发生了三十年战乱，造成清初四川人口下降，财力不足，商业凋零。康熙年间，出现了两湖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同时也给秦商、晋商、云商以及浙商、豫商等商帮提供了发财机遇。

超越行业

记者：您如何看待您文学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黄天顺：写作本身能够使人系统思考许多问题，修正许多观点，传播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在安排主人公命运跌宕起伏的同时，反映出当时的历史背景，让读者对社会发展、个人命运、乃至国家命等问题产生思考甚至共鸣。对写作的价值，许多大家都做过论述，不再赘述。我个人认为，讲好故事，传播正能量，弘扬正气，这是每一个作家应该担当的职责和义务。

记者：您如何调和内心自由的写作与严谨保险工作的关系？

黄天顺：所谓自由都是相对的，没有完全的自由可言。内心的自由只存在于写作的过程中，游荡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穿越在时空变化和精神宣泄中。从事保险工作的人，都有一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尤其是我担任综合管理部经理职务，凡事都要讲规矩，都必须按制度办事，决不能越黄线，闯禁区。这些职业习惯，体现在小说创作中，就是不能产生垃圾作品，触犯新闻纪律，跨越道德底线。严谨的日常工作结束之后，我会放飞自己的思想，自由写作，如此而已。

记者：您如何看待保险业内文学创作者的写作水准？

黄天顺：当下有人把作家分为专业作家和行业作家两类，保险业内的文学创作者按上述分类，应该属于行业作家。其实，不管如何分类，我认为，用作品说话才是硬道理。就保险行业内的作者而言，写作水平也良莠不齐，有一部分作者水平较高，与专业作家的水平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了有些专业作家水平，但大部分作者写作水平欠缺，亟待提高。两外，就创作题材而言，行业作家大多以行业内部题材作为创作对象，宽度不够。专业作家创作领域比较广泛，关注社会问题者居多，独立思考问题较强。

记者：写作对于保险人的意义有哪些？

黄天顺：我个人认为，写作能锻炼人的理性思维，促使人系统考虑复杂问题，更加关注社会民生，积极传播正能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个人综合修养，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关学创立人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愿“横渠四句”能成为保险业作者共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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